有组织犯罪是指犯罪集团、单位以及两个以上的自然人有计划、有组织地实施的各种犯罪的总称，是现代社会犯罪的主要形式。
近年来，我国有组织犯罪呈逐年上升势头，犯罪活动日益猖獗，手段日渐诡秘，狡诈和残忍，有些地方黑社会性质犯罪和流氓恶势力已呈泛滥之势，严重影响和破坏了我国的社会治安秩序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2000年12月至2001年10月，全国公安机关进行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既是顺应这种治安形势的需要而开展的。“扫黑除恶”虽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全国有组织犯罪问题依然相当严峻。因此，研究有组织犯罪的主要成因,进而制定相应的治理对策，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有组织犯罪的主要成因
有组织犯罪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主要是:
主流文化的导向作用弱化
主流文化即统治阶级倡导的，处于统治地位的文化。意识形态的多元化是目前社会的显著特征。传统的共产主义伦理观念渐渐被一些人所抛弃，而与其相悖的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从被人批判、蔑视到被社会大部分层面所宽容、认可，甚至推崇。主流文化对社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小，对社会的控制力越来越弱，即导向功能弱化。这种社会环境使有组织犯罪的反社会得到发展得强化，这是有组织犯罪日益猖獗的一个主要原因。
(二)亚文化的作用得到发挥
亚文化也称次文化或副文化，与主文化相对应.生活再亚文化氛围中的群体，保持着某些独特的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念。帮会文化就是典型的犯罪亚文华，“江湖义气”是其主要内容，如为朋友两肋插刀、轻财重义、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等。在“义气”的感召下，一些社会底层群体具有极强的趋同性，尤其是对处于文化需求高峰期，模仿性强，可塑性大的青少年，以及缺乏文化需求，分辨力差的农民，这种亚文化具有相当强的教唆和示范作用。
社会上存在的不合理的现象，是导致有组织犯罪的直接原因
中国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贫富悬殊已是不争的事实，富裕阶层不少人采用非法手段暴富。在遮住情况下，贫困阶层总是通过各种手段来改变自己的经济地位，其中就不能排除犯罪手段。值得重视的是，贫困阶层个体的犯罪行为会逐步演变为阶层成员参加的有组织犯罪。
对社会分配的显失公平不满。叶高峰教授在《集团犯罪对策研究》一书中指出：“事实上，相当部分高收入者，并不一定做出了与其收入相匹配的重大贡献，倒是相当多的低收入者为社会、为国家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付出多而收获小，付出小而收获大，这种不合理的分配结构直接造成了社会公众强烈的被剥夺感，从而使民众的责任感弱化，对政府的信任度下降，社会矛盾日渐突出。[page]
对腐败显现不满。以权谋私，权钱交易，权力资本化的现象，使人们从对权力的倾慕变为对权力的不满，从追求权力演化为反抗权力，这种反抗极易形成有组织犯罪，形成各种类型的反社会的群体。
四、无业人员和流民的大量存在
在城市，由于国企改革，产业结构调整，下岗失业人员骤增。失业导致贫困，城镇中因失业、待业而形成的贫困群体由于没有切实的生活保障，很容易产生被社会抛弃的心态，极易成为有组织犯罪的主要资源，从事犯罪活动。在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使大批劳动力无田可耕，无业可就。有些人为追求个人私欲纠合在一起，搭帮结伙，横行霸道，形成有组织犯罪，并把犯罪当作自己的职业。另外，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在促进城市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少治安问题。以北京、深圳为例，1994年北京发生的刑事案件中有46%是外来民工所为，在深圳发生的抢劫、杀人、强劲、卖淫等刑事案件中，90%以上是外地打工者所为。而城乡结合部更是流民的聚集地，大量的有组织犯罪就产生于此。
二、有组织犯罪的治理对策
有组织犯罪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治理的对策也不应过于单一，更不能仅靠“严打”来解决，必须要多管齐下，多策并举，采取多种措施综合整治。
真正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各项措施，强化社会控制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我国独创的预防和控制犯罪的系统工程体系。在我国，社会控制的最好体现就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所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就是各级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各部门协调一致，齐抓共管，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运用政治的、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文化的、教育的等各种手段，整治社会治安，打击和预防犯罪，保证社会稳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这就要求我们认真贯彻执行“打防并举，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方针，坚持“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融打击、防范、教育、建设、改造为一体，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犯罪预防、打击体系，以达到最大限度地防止、控制、减少犯罪，维护社会治安地目的。主要抓好以下几点：[page]
充分发挥公、检、法、司各机关地职能作用，对有组织犯罪及时、准确、有力地予以沉痛打击，遏制其蔓延势头。
坚持专门机关与群众路线相结合，调动社会各种力量参与到维护社会治安中来。各单位要“看好自己的门，管好自己的人，办好自己的事。”共同挤压犯罪活动的空间。
强化基层组织管理工作。基层组织是国家各项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因此，各项基层组织应充分发挥“人头熟、地头熟、情况明”的优势，配合司法机关，解决好辖区内的社会治安问题，将有组织犯罪消灭在萌芽阶段。
加强对重点部位的控制。所谓重点部位，主要是指城市死角、郊区、偏远的工厂、矿山、旅店、出租屋、城市小区等。这些地方社会控制力较为薄弱，容易发生犯罪，隐匿犯罪，是有组织犯罪聚集的最佳地点。
对流动人员加强谷管理，从源头上管理，避免人口流动的盲目性。二是要加强流动人口管理的立法工作，把流动人口的管理纳入法制轨道。如迅速健全城镇暂住人口管理法规，完善城市、企事业单位使用、聘任外来人员管理制度。三是根据市场经济发展需求和流动人口的需要，改革僵化的户口管理制度。
做好失业人员的在就业工作。要合理安排下岗人员的再就业工作，同时必须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因为这部分人对社会有一定的积怨，管理、引导不当，极易诱发有组织犯罪。
强化主流文化，批判亚文化
主流文化即是社会的先进文化。目前我国的先进文化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必须坚持先进文化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努力建设和弘扬社会主义新文化，用多种文化传播手段，理直气壮地宣传有中国特色地社会主义文化，批判旧社会遗留下来和国外渗透进来地腐朽没落地文化，增强社会整体地精神免疫力。通过强化先进文化，培养、塑造社会成员地健全人格，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总之，用先进的文化占领思想阵地。
亚文化抵制和排斥主流文化，对落后的、封闭的、反社会的亚文化不进行批判，先进的文化就无法确立。
缩小贫富差距，合理分配经济利益，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在社会改革发展的进程中出现两极分化不可避免，但分化必须保持在人们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如果分化导致社会财富的拥有者与创造者之间悬殊差别，就会形成社会动荡力量。国家要通过各种手段，减少社会分化的幅度，缩小贫富差距，保持社会稳定。
国家要采取各种措施，合理分配经济利益。不以职位的高低分配财富，让多劳者多得，少劳者少得，真正体现按劳分配制度;政府要借助税收资助穷人，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机制;对穷人实行政府补贴，等等，增加穷人的福利。[page]
强化社会控制专门机关，全面提高社会控制的质量
成立对付有组织犯罪的专门结构。许多发达国家都针对有组织犯罪设立了专门组织，如意大利在内政部设有公共安全局和反黑手党侦察局;美国在有组织犯罪猖獗的大城市建立了打击的专门机构，其主要侦查机关是联邦调查局。我国公安部虽在刑侦总局设立了“反有组织犯罪处”，但是这个专门机构省市一级设立，因此，其作用相当有限。
增加社会控制主体的数量，并提高其素质。我国拥有警察的比例在世界上是比较低的，警察队伍远远不能适应维护社会治安的需要，打击、防范犯罪的手段也应高科技化。因此，建设一支数量充足、素质较高的警察队伍非常必要。
加强与其他国家和地区间的合作，形成打击合力
有组织犯罪具有国际性，单靠某个国家、某个地区的努力难以遏制严重的有组织犯罪。因为，有组织犯罪具有许多复杂的特点，单靠一国警力难以侦破。，有组织犯罪具有相当强的实力，比如以拉登为首的恐怖组织且具有极大的隐蔽性，智能型、高科技化趋势也日趋明显，这就使侦破工作异常艰难。因此，进行打击有组织犯罪的国际合作是各国的要求。联合国也积极促进这种国际合作，使有关国家签署了联合公报。加强国家和地区合作，具体而言，就是要信息交流，扩大咨询服务及各种形式的技术合作;建立拥有执法、财政和犯罪记录的数据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