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6月13日，美国著名橄榄球名星辛普森的前妻妮可尔•辛普森和男招待罗纳德•戈德曼(二人系情人关系)被人谋杀于美国洛杉矶西边的布伦特伍德市的一处公寓，随后，辛普森被洛杉矶警方怀疑为凶犯，并遭传唤。辛普森曾一度驾车逃离加州，在州际公路上狂奔的镜头被电视媒体广泛传播。
案情本身并不复杂：两名受害人是情侣关系，案发地点是女受害人居住的公寓，两人均死于非命，颈部、头部有多处刀伤，胳膊上还有抵抗伤。当然，辛普森最终还是被缉拿归案，并于1995年1月24日出庭受审。
控辩双方大PK ：铁证如山VS梦幻律师团1检方证据
在检方看来，他们是胜券在握的，用主诉检察官玛西亚•克拉克的话说，本案可谓是“铁证如山”。这并非夸张，本案中无论是证据数量，还是证据的可信程度，在检方看来，都达到了很高的标准。在检方公布证据后，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辛普森这次肯定难逃一劫。
2梦幻律师团3交锋
现场是否被污染?
在辩护中，辩方首先对洛杉矶警察局的取证规范进行了质疑：案发后，犯罪现场没能有效封闭，大批媒体到场，会不会破坏现场? 一张照片显示，有一只未戴手套的手拿着装有被害人眼镜、血迹斑斑的信封，这样难道不会污染证据吗?最糟糕的是，警方取到的一个血迹样本，曾被放在塑料袋中，这样完全可能导致细菌滋生而干扰测试。 另外，洛杉矶验尸官属下的实习调查员安德里亚•马佐拉(Andrea Mazzola)也遭到了辩方的质疑：当时她取证工作非常潦草，例如，有照片显示，她曾将手随意放在一个现场足印上休息，用镊子取地上的血迹时手也很脏，这些都可能导致证据被污染。
袜子和手套上的血迹由何而来?
在本案中，辩护律师最大的挑战应属DNA证据本身，检方手中有多达45处的血迹样本，在3个实验室用不同方法分析后，都指向被告人辛普森，仅仅质疑取证不规范，并不足以否定其效力。
在法庭中，检方请来了多位DNA专家出庭作证，这些专家坚称，DNA比对的结果准确无误。 但辩方律师却一一指出了他们的漏洞：例如，辩方认为Cellmark实验室曾在1988、1989年两次复核中被查出有检验错误;一位专家则承认自己曾在检测不同血样时忘记更换手套，甚至还曾把其中一个试管中的血液溅在手套上——律师立即指出，这完全可能导致血液样本之间交叉污染，得出错误的结论。
最戏剧性的莫过于对检方的王牌证据——血手套和袜子的质证了。应检方要求，辛普森当庭进行了试戴手套的模拟实验。结果全世界都通过电视看到了：辛普森怎么使劲也戴不进去。 而对于那双袜子，辩方的专家证人，知名法证专家李昌钰博士则认为，由于袜子上并未沾上其他来自现场的物质，所以血渍很可能是事后伪造的。
在庭审中，辩方传召了当时在贝克中心(Parker Center，LAPD总部)给辛普森采血取证的男护士塔诺•帕瑞提斯(Thano Peratis)，结合当时的采样单，询问他当时一共抽了辛普森多少血液?帕瑞提斯肯定的回答：“是8毫升”。而根据检方的记录推算，几次DNA检测所消耗掉的血液，加起来只有6.5毫升。辩方追问道，那么，还有1.5毫升血液，跑到哪去了呢?检方推测说，呃，可能帕瑞提斯当时也就随便估计了下，并不是真的抽足了8毫升。这种解释显然不够有力。舒克认为，这1.5毫升血液，也许就被某人用于伪造证据了，这才有了犯罪现场找到的血迹和那双带血的手套。
为了强化这个观点，辩方还指出，在犯罪现场发现的一处血迹中，也被检出微量的EDTA成分。这种成分是一种防止血液变质的保护剂，只会出现在采集的试管中，而不可能出现在现场的新鲜血液中。
警察证人福尔曼的证词是否可信?
法庭上的另一个焦点，集中在洛杉矶警局的警探马克•福尔曼(Mark Fuhrman)身上，正是他在现场发现了的血迹和手套。
但讯问的重点却并非案情，而是“你有种族倾向吗?你曾用过“nig*er”这个词吗?”福尔曼断然予以否认。但辩方随后却拿出了一盘10年前拍摄的录像带并当庭播放：在那个访谈片段中，福尔曼一连说了41次“nig*er”，法庭顿时一片哗然。别忘了，12名陪审员中有9名正是非洲裔。律师则顺势抛出一个惊人的假设：杀死两名被害人的凶犯另有其人，而福尔曼出于种族歧视，企图陷害无辜的被告人辛普森。
在这个问题上，伊藤法官(Lance Ito)指示陪审团：“如果证人有意就某个证词的实质部分加以隐瞒，那么他证词的其他部分就无法让人相信。”也就是说，本案的两大关键证据：血手套和袜子，都是由福尔曼发现的，所以陪审团可以拒绝采信他在这两点上的证词。
杀手锏：合理的怀疑
在美国的刑事案件中，证据的审查标准在于是否可以“排除一切合理怀疑”。而在本案中，由于受害者曾与毒品有染，所以辩方根据上述的理由，可以提出这样一个合理的怀疑：毒品贩子杀害了被害人，福尔曼则利用血样送检前的几个小时，偷偷的用这1.5毫升被告人的血样伪造了证据，从而嫁祸被告人辛普森。
对此，检方虽然无比愤慨，却也无力将其彻底排除。有媒体戏言，这场对辛普森的审判，被告人似乎却变成了福尔曼。
在本案辩护律师亚伦•德肖维茨(Alan Dershowitz)的书中，他这样推测当时陪审团的心理：1.他们相信警察在取证过程中有所欺瞒;2.警方很可能将血液涂抹在了现场;3.手套和袜子很可能是福尔曼伪造的。因此，陪审团认为警方有可能在刻意构陷一名罪犯，所以他们拒绝对辛普森定罪。结局大反转
辛普森最后被陪审团裁定无罪
1995年10月3日，全美国都在紧张的等待在电视机前。据悉，在裁决最终公布这半小时内，长途电话数下降了58%，人们甚至推迟了洗澡时间——全国居民用水量有所下降。在裁决公布前15分钟，匹萨连锁店的外卖的生意巨增，而在判决公布的5分钟时间里，全美甚至都没有下一个匹萨订单。
终于，陪审团宣布了一致决定：辛普森无罪。这场耗时9个月、产生了5万页庭审记录的世纪大审判，总算是落幕了。
辛普森被立即释放，但在不久后的民事诉讼中却被判败诉，必须向两位死者的家属赔偿共三千多万美元。这是因为在民事诉讼中，法庭采取的是优势证据标准，即证据更有说服力的一方胜出，这与刑事诉讼中排除合理怀疑的原则不同。后记：全民买单的自由代价
林达的著作系列是难得的人文精品
著名旅美学者林达在《历史深处的忧患》一书中借此案评论美国民主、司法制度对每个美国人的巨大影响，评论实在太精采，在此顺便捎上。
辛普森回家了，也是坐的白色汽车，电视一路跟踪，顶上有十二架直升飞机在追随，使人想起一年前的追捕场面。他跑了，永远地跑了。就是你明天发现一把凶刀，上面有他清清楚楚的血手印，就是明天有人拿出一盘录像带，上面有辛普森杀人的全过程，也统统没有用。检察官再也不可能向他提出另一场起诉，因为在美国的宪法修正案的第五条里，有这样一句话，"人民不得为同一罪行而两次被至于危及生命或肢体之处境"，这在美国的法律术语中叫做"两次困境"，将一个公民置于"两次困境"是违宪的。
权利法案的这一条，限制了政府的执法人员对一个公民无休无止的纠缠。因为宪法的制定者认为，必须防止这样的情况：一个执法人员没有充分证据却要判一个人有罪，当陪审团宣布"罪名不成立"之后，执法人员不甘心，明天弄到一点什么，重新起诉，后天有些借口，又重新起诉，反正你别想太平。禁止"两次困境"就彻底杜绝了这种可能。对于一个罪行，刑事起诉只以一次为限。要成功，检察官就必须在一次起诉中成功。如果被判无罪释放了，只有当他又一次犯罪被你抓住，你才可能再一次对他起诉，否则，你只能看着他永远地逃离你的手掌心。
但是，当人们以复杂的心情，又一次在电视里，看着一辆载着辛普森的白色汽车在公路上向家里开去的时候，宪法保障公民所拥有自由和权利的代价是非常清楚的。如果辛普森是有罪的，他已经永远地逃脱了。"宁可放过一千，不可错杀一个"，这里，不错判错杀一个无辜公民的代价，就是可能有一千个罪犯被放跑了。这种代价是多方面的，不论从哪一方面去探究，都是沉重的。
如果辛普森是杀人凶手，两名被害人的公道就再也无法讨还，正义再也无法得到伸张。在"放掉一千"的同时，人们必须面对许许多多被害人哭泣的冤魂。人们将时时会怀疑，他们在检察官输掉一场场官司的时候，他们是不是象老高德曼所指责的，正在输掉一个国家?
如果辛普森是凶手的话，他放回家之后，大概也不会再去杀人。但是，谁能保证那些由于没有足够证据而被放掉的 "一千"，甚至远不止一千的嫌疑犯，回家以后会干些什么呢?"放"得越多，当然危险就越大，社会就越不安宁，这几乎是最简单的一个逻辑。
实际上，美国人为了公民的自由和权利，除了付出精神上和安全上的巨大代价之外，他们人人还在付出金钱的代价。
辛普森一案，仅仅审理费用就达八百多万美元，如果加上警方调查取证的费用，不会低于一千万美元。你不要以为这是因为辛普森是名人，才审得时间特别长。加里佛尼亚州的一个华人妻子，被控谋杀丈夫来自大陆的情人和她的孩子，已经审了很久，被华裔称为"小辛普森案"，目前已经宣告陪审员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一审失败，案子悬搁。由于检察官不肯放弃，最近即将开始重新审理，至少又是一倍的时间。这个时间当然就是金钱。不管最终的判决将是什么，陪审员应该说是谨慎的，他们至少不会因为涉案的都是外国人和少数民族，就草草判掉算了。他们当然不但知道重新审判要花钱，还知道钱是从哪里来的。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以前已经告诉过你，美国政府不拥有任何企业，它的每一分钱都是老百姓，包括这些陪审员，交给政府的税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