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人出庭作证，是现代庭审制度的基本要求，是保证司法公正的基本措施。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目前证人不出庭成为常例，并由此形成我国作证制度的“三大怪现状”
其一，证人向警察和检察院作证，却不向法庭作证。
在我国刑事审判中，证人出庭率极低，据统计，只占有10%左右。但在侦查、起诉阶段、证人向警察、检察官作证却占90%以上。为何会出现这一怪现状。首先，这是因为强制力量上的差异。一方面，法院缺乏权威。由于法院缺乏惩治证人拒不出庭作证行为的有效手段，使有关法律中对证人出庭作证的要求成为一种仅具象征意义而缺乏实效性的宣言。另一方面，由于警察和检察官手中具有强制性力量，并且可以采用多种方式使这种强制变为现实，他们的强大能力足以使任何公民感到威慑。因此，证人少有不应召向警察和检察官作证的。其次，中国刑事诉讼中作证制度的设置为这种奇特现象的发生提供了基础。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这里虽然没有说明向谁作证，但该法第45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公安机关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证据。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证据。“参照这一规定以及第49条关于公、检、法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安全的规定，证人负有向法、检、公三个机关作证的义务，而不仅仅负有只是向法院作证的义务。
其二，证人不出庭，书面证言在庭审中通行无忌。
证人不出庭的情况下，要有效定罪，必然就会大量采用庭审前，尤其是侦查阶段警察、检察官制作的书面证言，造成书面证言在庭审中通行无忌。
书面证言在庭审中通行无忌，则会产生诸多弊端。首先，容易造成证言的失真。书面证言是司法人员或辩护人单方制作的，证人不必担心别人的反驳和质询。因此，证人陈述时，就容易夸大或缩小，从而影响了证言的客观性和准确性。其次，公诉人、辩护人在书面证言质证中，就书面证言所提出的异议，因证人未出庭，控、辩双方难以对证人进行必要发问。因此在实践中，很多情况下，书面证言经过宣读后在存有异议的情况下也作了认定。再次，控辩双方宣读书面证言时断章取义，只宣读某一次、某一页、某一段，甚至某一句话，这使人产生对案件事实的错误，歪曲了证人的意愿。
其三，警察不作证。
警察不作证的第一层意思是我国的警察一般不到法庭作证，尤其是他们不会应辩护方的要求到庭作证。第二层意思是指，即使警察出具书面证言，常常也不是警察的语词，而是以某某刑警队、某某派出所的名义出具的证明材料。有单位印章而无证人落款。例如“关于被告人某某投案情况的证明”、“关于审讯情况的证明”等等。
警察不出庭作证，甚至在书面证明材料上没有警察的签名，虽然节约了警察的时间，避免了法庭质证时可能出现的尴尬包括对警察权威和语词可靠性的质疑。但在庭审中，使用不符合基本诉讼要求的书面证明材料，却带来司法不公正的风险。如果一个社会中的法官不便、不愿，甚至不敢传召警察出庭作证，就会让警察特权的泛滥成灾。
上述证人作证的“三大怪现状”，追根溯源，反映了我国司法制度乃至社会治理结构上存在的严重缺陷。仅就司法制度而言，公、检、法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线型结构，使“审判中心”难以确立，使法院对审前阶段缺乏控制能力，对侦查机关缺乏约束能力。同时，使诉讼成为一种不同国家机关之间的接力赛和流水作业，法院作为客观中立的裁判机关，保障司法公正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一句空话。要彻底根治上述“三大怪现状”，当务之急，是在刑事审判中实行直接言词原则。让证人特别是警察主动到法庭作证，接受控辩双方的反驳与质询，从而做到证人证言来源可靠、内容真实，确保刑事案件公正处理。[p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