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诉讼程序都包含各种各样的时效制度，行政诉讼也是如此，主要理由是行政诉讼是从民事诉讼发展而来的诉讼形式，很多行政争议产生于民事争议或与民事争议有密切的关系(本案就是如此，劳动争议引发)，有时解决行政争议就成为解决民事争议的前提条件。再者，人民法院在行政诉讼中有时仍然要参照适用民事诉讼的程序及制度，采用民事诉讼规则进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七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除依照行政诉讼法和本解释外，可以参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
行政诉讼时效的起算一般是从行政相对人知道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计算，何为“知道”?法律未作相应解释，代理人认为，所谓“知道”应是指行政机关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以书面形式告知相对人行为内容(这里的内容应包括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及诉权和起诉期限，而非道听途说，也不仅仅是行政机关简单的决定、批准、审批、处罚内容，这里的行政机关的内容应当包括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的内容，这样行政相对人才能真正知道行政机关的行为是否合法，否则就不能视为相对人知道行政行为内容，如果依照法律规定具体行政行为可以以口头形式告知，亦必须制作笔录，行政相对人通过非上述途径而得知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不能视为“知道”。所以这种情况也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的解释：“不属于起诉人自身的原因”，“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间内。”可以把起诉期限延长至5年的规定，这是解释保护行政相对人诉权保护的一个具体体现。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之规定显然说明行政诉讼不适用诉讼时效理论，当然也不适用时效中断理论，所以此规定不利于公民权利的维护，无法使公民信服此立法的公正性，所以此规定应对予以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