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驾是否一律入刑”曾经引起全国范围内的讨论与争议，其实质也反映了人们对“醉驾”入刑定罪标准的不同理解与认识;从更深层次意义来看，体现的是在认定犯罪具体标准问题上如何处理和把握刑法总则第13条但书与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之间的关系。
诚然，刑法第13条是犯罪的一般定义，对司法机关理解、适用刑法有关犯罪的具体规定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但是，犯罪概念不是认定犯罪的具体标准，同样，刑法第13条的但书也不是宣告无罪的具体标准。司法机关只能根据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认定行为是否构成犯罪，而不是直接以社会危害性的大小认定犯罪。如果行为符合犯罪构成，当然成立犯罪;如果行为不符合犯罪构成，自然不成立犯罪。如果行为符合犯罪构成，却又根据第13条但书宣告无罪，便使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丧失应有的意义，也违反了刑法第3条的规定。
就醉驾行为而言，刑法修正案(八)第二十二条已经明确规定了危险驾驶罪的犯罪构成，即只要在道路上醉酒驾车，就构成此罪，而没有要求“情节恶劣”，原因在于不同的危害行为其危害性不一样，与一些危害行为在认定是否有罪时确实需要考虑情节恶劣与否或者情节是否严重不同，对于像醉驾这样的危害行为，因行为本身性质的极其恶劣和高度危险性，加上行为人主观恶性较深，其构成犯罪也就无须再考虑情节的轻重。此时，若再以刑法第13条但书作为依据认为醉驾入罪要视情节而定，就违背了我国刑法明文规定的三个基本原则之一--罪刑法定原则。
事实上，按照司法的基本原则和精神，罪与非罪应该由法律明文加以规定，而不是由法官自由裁量，法院的自由裁量权只能体现在量刑上，而不能体现在定罪上。因此，醉驾是否构成危险驾驶罪只能依据其犯罪构成来判定，而不是刑法第13条但书的规定。
当然，在具体认定醉驾构成危险驾驶罪时，还必须要准确把握和区分该罪与交通肇事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之间的关系和界限，注意前后两者之间的衔接和转化。
(1)危险驾驶罪与交通肇事罪的关系。危险驾驶罪是故意犯罪，而交通肇事罪是过失犯罪，似乎两者没有任何联系，其实则不然。从犯罪构成要件上看，交通肇事罪是由违章驾驶行为(如闯红灯、超速驾驶、酒后驾车等)和致人死伤或者重大财产损失的损害结果所构成，行为人对实害结果的发生只能持过失的主观心理状态，而对于违章驾驶的主观态度，则既可能是过失，也可能是故意。如此看来，危险驾驶罪中的醉驾驾驶便属于交通肇事罪中的违章驾驶行为，可见，两罪之间存有一定联系。至于两者之间的区别，可以作以下分析：
1、按照大多数人的理解，醉驾构成危险驾驶罪是一种危险犯，交通肇事罪是一种结果犯，因此，若醉驾没有造成任何实害结果或者造成的危害结果小于交通肇事罪所要求的结果，则按照危险驾驶罪定罪处罚;
2、若醉驾行为造成的实害结果符合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关于后果的要求，且行为人对实害结果仅有过失时，此时应按交通肇事罪处理，因为此种情形下，出现的实害结果已经超出了危险驾驶罪的构成要件范围，自然没有其适用的余地，醉驾行为成立危险驾驶罪与交通肇事罪的想象竞合犯，只能从重处罚，以交通肇事罪来定罪量刑。
(2)危险驾驶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关系。危险驾驶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存在许多相似之处，两者都是故意犯罪，都为刑法分则第二章中的罪名，侵害的客体是公共安全，且性质上同属于危险犯，这使得对他们的区分并非易事。而要准确区分危险驾驶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关键是要弄清楚危险驾驶行为是否属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其他危险方法”?对此，笔者十分赞同张明楷教授的观点，即“以其他危险方法”仅限于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相当的方法，而不是泛指任何具有危害公共安全性质的方法。换言之，只有当醉驾行为造成与放火、爆炸等相当的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时，才属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其他危险方法”。此时，醉驾行为构成危险驾驶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想象竞合犯，从一重罪处罚，按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反之，若醉驾行为只是造成一般的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时，就只能以危险驾驶罪定罪量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