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律师取得会见犯罪嫌疑人的主动权是一种形式状态，那么律师取得与犯罪嫌疑人交流的自由权则是实质状态。二者是形式和内容的关系，形式要为内容服务。目前，律师尽管能够得到允许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机会，但完全达不到与犯罪嫌疑人自由交谈的程度。
其原因一是法律上的限制。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实际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而实际上侦查机关几乎都派员在场。在此情况下，律师和犯罪嫌疑人双方涉及罪与非罪，罪轻与罪重，证据的调取等案情的探讨;对是否受到体罚虐待、逼供、诱供等侦查人员违法行为的申诉控告，都会由于侦查人员在场而使犯罪嫌疑人和律师之间的会见交谈势必有所保留，且无可奈何。
二是侦查机关的约束。虽然刑事诉讼法规定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但实践中，律师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容易，但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则受限制。有些案件，侦查机关需要审查律师的会见提纲，明确告之和犯罪嫌疑人禁谈案情。这就使律师求之不易的会见权受到实质的限制和剥夺。修订后的律师法对此明确，受委托的律师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并了解有关案情情况，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不被监听。这就从根本上摆脱了侦查人员在场监听的局面，也不允许其他形式的监听。
由此，律师可以在法律和职业纪律允许的范围内，与犯罪嫌疑人进行自由交谈，以期更全面地了解案情，取得对犯罪嫌疑人有效的法律帮助和对其利益的最大维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