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行贿罪，是指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对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正常管理秩序;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既包括自然人，也包括单位：主观方面是故意，而且具有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日的。触犯本罪，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商业贿赂犯罪的认定如下：
(一)正确把握商业贿赂违法与非违法行为的界限。
笔者认为，下面几种情况一般不属于商业贿赂。1、经营者在商业领域之外的日常生活过程中，并非基于经营关系的需要和出于谋取商业利益的目的，而是基于某种个人密切关系而发生的财物馈赠行为。因为这种财物不是收买对方权力的对价，因而不具有贿赂的性质。当然，这种情况下双方当事人之间必须确实存在着正常的密切个人关系。如果这种关系的建立或存续是以商业经营的需要为基础，其所赠财物已经明显超出社会相当性的范围，明显具有感情投资性质，以牟取长远商业利益时，则属于商业贿赂。2、经营者给他人利益的目的只是为了加快某种已定事项的完成，而并非为了取得相对他人更为优势的竞争地位。 由于这里并没有破坏公平竞争商业经营秩序，因而不属于商业贿赂。3、经营者不是出于争取某种特定的商业机会或利益的目的，而是为了保持已有正常的合作交往关系而给予对方经营者的招待或报销一定的费用，由于没有对特定他人的竞争地位造成损害，因而也不宜作为商业贿赂认定。4、 在经营活动过程中，一方给予另一方的商业活动提供了积极帮助，使其能够顺利实现相应的利益。受益一方出于感激而在事后给予对方以财物表示感谢的，如果事前不存在事后给予财物的协议或者默契，也不宜认定为商业贿赂。因为这种财物只是纯粹表达感谢之情的礼品，而与权力的利用没有关系。5、经营者依法给予对方的折扣、支付第三人的合法佣金不属于商业贿赂。
(二)正确厘定商业贿赂违法与贿赂犯罪的界限。
我国行政法规规定的商业贿赂违法与刑法中的贿赂犯罪在内涵和外延上虽有重合，但并不完全相同。两者除了行为主体及行为发生领域的明显不同之外，还有以下几点区别。1、构成贿赂的内容不同。我国现行刑法明确将“贿赂”限定为“财物”，而行政法规中的商业贿赂则包括财物和“其他手段”。《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第2条明确指出：“所称其他手段，是指提供国内外各种名义的旅游、考察等给付财物以外的其他利益的手段。”通常的解释中包括财物以外能够满足人们需要的各种利益。这里所称的其他手段是指提供国内外各种名义的旅游、考察、房屋装修以及解决子女、亲属入学、就业等多种方式。可见，如果以财物以外的其他手段实施商业贿赂，能够成为行政违法行为，但无论危害多大，都不可能构成刑法中的贿赂犯罪。2、对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求不同。除索取贿赂的以外，受贿罪的成立必须以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利益为要件，而行政法规所规定的商业受贿中并不要求有实际谋利行为，只要受贿者明知是贿赂而收取，即使没有实施谋利行为，商业受贿也能成立。3、对行贿者目的要求不同。刑法中的行贿犯罪的目的必须“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而行政法规中对于商业行贿并没有要求具备不正当目的，而只要求是为了销售或者购买商品。因此对商业贿赂违法行为中的行贿者，如果无法证明其具有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就不可能构成行贿犯罪。4 、 行贿的客体和对象不同。 行政法规定的商业贿赂违法，侧重的是对于公平竞争秩序的保护，因此，对行贿对象没有过多限制，只要是处于商业活动之中的单位或个人，均可成为行贿对象，甚至可以针对消费者实行商业行贿;而刑法中的行贿犯罪，则必须针对从事公务活动的人员或者是国有单位进行贿赂，因为刑法规定贿赂犯罪，侧重的是对公务活动廉洁性的保护。因此，对于构成行政违法的商业贿赂行为，即使达到一定的危害程度，是否能认定为刑法中的贿赂犯罪，还必须按照刑法的规定进行分析。
(三)从严把握商业贿赂犯罪定罪的危害性标准。
由于商业贿赂的危害性比较复杂，因此，在对这类案件决定是否定罪时，除了分析行为是否符合犯罪构成要件之外，还应当特别注意综合评价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从严把握定罪的标准。对于只是一般性违反公平竞争规则，不具有其他危害性的商业贿赂行为，一般不要定罪，而主要应采用行政手段进行规制。例如，实践中出现的供应商以连锁超市支付“通道费”进行商业贿赂以便和其他供应商进行不正当竞争的，旅游商店为了招揽游客而给旅行团、导游以回扣、手续费的，没有对顾客进行欺诈、强迫交易的，等等，都不要轻易认定为犯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