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认收养关系纠纷

　　如果确实查找不到生父母，本案中除了被告有可能成为送养人以外，弃婴的奶奶也可能成为送养人。收养法规定“孤儿的监护人”可以作送养人。

　　1992年8月26日，怀孕的原告杨某芳到番禺市新造镇探亲时突然临产，被送进番禺市新造镇卫生院待产。因属难产，被告番禺市何贤纪念医院(下称何贤医院)应新造镇卫生院的要求，派出救护车将难产的杨晓芳接到自己的医院，对其作了剖腹手术，产下一女婴。杨某芳进何贤医院时自称姓名为“杨小芳”，籍贯为“贵阳、湖南”，并交纳按金700元及出诊费和车费47元。1992年9月8日，杨某芳在未缴交住院、手术、医药等费用3000多元的情况下，遗弃自己所生育的女婴(未婚所生)，离开何贤医院而去。此后，何贤医院经多方寻找杨晓芳未果，承担起喂养婴儿的责任。同年10月3日，婴儿的奶奶常家顺曾到何贤医院看望婴儿，并作出了“杨小芳的婴儿如在10月7日不来领取。则送别人领养，同意医院处理”的书面承诺。

　　何贤医院在喂养女婴69日以后，因杨某芳及其家人既未补充住院、手术、医药等费用，亦未再来与何贤医院协商有关处理女婴的事宜，何贤医院在获得番禺市民政局关于“该女婴由医院自行处理”的口头授权后，将婴儿作为弃婴送给他人收养。

　　杨某芳从1994年开始，多次到何贤医院协商返还婴儿的事宜未果，于1999年向番禺市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医院在返还孩子的同时，赔偿因此产生的调查取证费、误工费、精神损失费共1万元，并承担案件的诉讼费。

　　被告何贤医院答辩称：“杨小芳”当时已遗弃自己的孩子，医院曾按其留下的地址多方寻找“杨小芳”无着，在婴儿的祖母书面承诺由医院处理婴儿的情况下，将符合送养条件的婴儿送给他人收养是合法的。由于“杨某芳”非“杨小芳”本人，且两者住所地和身份不同，因此我院认为杨某芳在本案中不是适格的原告，故要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审判】

　　番禺市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原告杨某芳于1992年8月26日在被告何贤医院处剖腹产下女婴，住×××，住院至同年9月8日，没有交齐住院费、手术费、医疗费等费用就离院而去，遗弃婴儿，属违法行为。何贤医院在原告遗弃婴儿以后，喂养婴儿69日，经番禺市民政局口头授权“自行处理”后，才将婴儿作弃婴处理，送给他人收养，其送养行为有效。原告弃婴后反要求何贤医院返还婴儿并赔偿调查取证费、误工费、精神赔偿费及承担诉讼费，显属无理，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条第(二)项、第五条的规定，该院于1999年12月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杨某芳的诉讼请求。

　　判决后，原、被告双方均未上诉，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评析】

　　本案是一宗新类型的民事纠纷案件，案中涉及对未成年人的权、送养权、收养权等多种人身权利。杨晓芳作为婴儿的母亲，对未成年子女享有监护权。但这种监护权既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责任和义务。本案原告为了逃避交付医药费的经济责任，不仅没有履行作为母亲对其未成年子女的照顾、，而且不顾未成年子女的生命和安全，遗弃亲生骨肉，这种行为的本身可视为对子女监护权的自动放弃，本身也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我国《收养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规定：“遗弃婴儿的，由公安部门处以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刑法》第二百六十一条也规定：“对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扶养义务而拒绝扶养，情节恶劣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可见，我国法律既保护父母子女间的身份权，也严禁父母以任何形式遗弃子女。任何违反有关法律，遗弃子女的行为，都要受到法律的追究和制裁。本案正是由于原告杨晓芳的弃婴及虚报身份、住所等违法行为，才使被告寻找原告行使婴儿监护权成为不可能，造成婴儿被送养他人的后果，责任在原告而不在被告。对原告这种不尽监护义务的父母，人民法院有权取消其对所遗弃子女的监护权，这样做体现民法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法律原则，对维护和巩固社会主义家庭制度，促进精神文明建设都有积极的意义。